如果生命没有意义，你还要活吗?
我出版过一些书，谈了美学、谈过诗，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，我想我最终的著作应该是一本忏悔录。
我相信，最好的文学是一本最诚实的自传，目前我还没有勇气把它写出来，但已经在酝酿，我也知道这会是我最重要的功课。
我是要跳回去做一个和稀泥的人，去掩饰跳墙、记过的事件，还是要做阮籍或嵇康?这就是我的选择了。
家庭、伦理的束缚之巨大，远超于我们的想像。包括我自己，尽管说得冠冕堂皇，只要在八十四岁的妈妈面前，我又变回了小孩子，哪敢谈什么自我?谈什么情欲孤独?
她照样站在门口和邻居聊我小时候尿床的糗事，讲得我无地自容，她只是若无其事地说，这有什么不能说的?
其实，我母亲和许多母亲一样，手上一直握有一把剪刀，专门剪孩子的头发，比中学时代教官手中那一把更厉害，这一把看不见的剪刀叫做「爱」或是「关心」。
因为这把剪刀，母亲成为我走向孤独的最后一道关卡。在我们的文化中，以「爱」、「关心」或是「孝」之名，其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，不允许相对的讨论、怀疑，而没有怀疑就无法萌生孤独感，因为孤独感就是生命对生命本身采取怀疑的态度。
我们活着真的有价值吗?我不敢说。我也不敢说杀生一定成仁，舍身一定取义，鲁迅写的秋瑾杀生、舍身之后，其鲜血只是沾染了一颗馒头，让一个得肺痨的小孩食用，她甚至救不了他。
这个了不起的文学家颠覆了儒家成仁、取义的观念。生命真的有意义吗?
儒家文化一定强调生命是有意义的，但对存在主义而言，存在是一种状态，本质是存在以后慢慢找到的，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本质，除了你自己。
所以存在主义说「存在先于本质」，必须先意识到存在的孤独感，才能找到生命的本质。
在70年代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存在主义是台湾非常风行的哲学，不管是透过戏剧、透过文学。
例如当时有一部戏剧是贝克特的《等待果陀》，两个人坐在荒原上，等待着一个叫做Godot(中文译为果陀，Godot是从God演变而来，意指救世主)的人，等着等着，到戏剧结束都没有等到。
生命就是在荒芜之中度过，神不会来，救世主不会来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没有来。我们当时看了，都感动得不得了。
从小到大，我们都以为生命是有意义的，父母、老师等所有的大人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，包括我自己在当了老师之后，都必须传递这个讯息，我不能反问学生说：「如果生命没有意义，值得活吗?」
但我相信，我如果这么问，我和这个学生的关系就不会是师生，而是朋友，我们会有很多话可以讲。
如果你问我：「生命没有意义，你还要活吗?」我不敢回答。文学里常常会呈现一个无意义的人，但是他活着。
卡夫卡的《蜕变》用一个变成甲虫的人，反问我们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变成一只昆虫，或是如鲁迅《狂人日记》所说人就是昆虫，那么这个生命有没有意义?
我想，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，你以为找到了反而失去意义，当你开始寻找时，那个状态才是意义。
现代的文学颠覆了过去「生下来就有意义」的想法，开始无止尽地寻找，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，都不是最终的答案，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。
陈凯歌的《黄土地》里，那群生活在一个荒凉的土地上，像土一样，甚至一辈子连名字都没有的人，他们努力地活着，努力地相信活着是有意义的，或许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意义。
然而，不管生命的意义为何，如果强把自己的意义加在别人身上，那是非常恐怖的事。
我相信，意义一定要自己去寻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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